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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低的作为层级高的行政任务组成部分的子项行政任务，如果都由相应的组织高效地执行和完成了，层级高的行政任务也基本可以视为被高效地执行和完成了。

既然自由权被写入宪法并不意味着宪法要求其随时随地都必须全面实现，那为何将社会权写入宪法就会导致公民个人左右代议机关的立法和预算，甚至会影响宪法权威?公民有权提出请求并不意味着该请求必然应当得到满足。宪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换言之，基本义务条款往往会与某些特定的基本权利存在紧张关系，例如在纳税义务与私有财产权之间、计划生育义务与生育权之间，这同样是我国宪法特有的问题。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辐射到财产权条款可以推导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将社会权写入宪法并认同其具有主观权利属性不会构成对民主立法和预算的干预，更不会在财政有限的情况下基于无法满足公民的要求而导致宪法权威受到威胁，毕竟立法和预算的民主性、财政可能性等因素本身就属于与社会权实现相对立的原则，社会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些原则的应实现程度。结 语本文探讨了基本权利中的若干中国特色问题，但这并不否定外国理论可能会对我国宪法学的相关研究具有启发性，更不能否定带着国际视野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与事实认定不同，预测决定针对未来，天然就蕴含着某种不确定因素，立法者在实践中对各种手段能够达到何种效果的预测必然带有较大的风险性。

(二)宪法文本中的平等权宪法对平等权的保护一般包括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第39条虽然在理论上也存在具有给付义务功能的可能，但住宅不受侵犯的表述明显表明制宪者仅有意愿保护住宅作为一个私密空间不受侵犯，除了防御权，该基本权利至多只可能具有保护义务功能，不可能存在给付义务功能。在最低限度的单薄人权意义上，人的形象是近乎平面的，人权观念也是比较形而上的，中西之间的共识与沟通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原罪与救赎、肉体与灵魂、人性与神性、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是构成西方人之形象与概念的二元对立文化质料与范畴体系。神-人关系是基督教文化的深层构造，宗教人形象与概念就奠基于其上。[58][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9页。[2]生活世界中人的形象是自定的，它既是具体的、现实的又是各不相同的。

当代中国人权之人的规定性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康德认为理性人自己能够借助纯粹理性给自己立法，它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sic volo, sic jubeo）。

我们主张今日之中国人权应回归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就是主张从理论界热衷的对象建构回归自在的对象，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人权共同价值的普遍性，也不是要走向庸俗的人权相对主义，而是倡导将颠倒了的人权与生活和文化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因为人权源自生活而非理念、源自文化而非逻辑。[14]中国生活世界中自在之人由文化深层群己构造所规定，由近代以来中国全体面向的历史运动逻辑所决定。在走向国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权利与利益优先实现道路上，传统群本位底层逻辑不但没有改变，而且由近现代历史实践自我强化了。理念世界中人的概念是预设的，是为了思想实验和理论建构而进行的语言学上的预设，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能产生理论与逻辑力量。

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缔造了不同禀赋性情和偏好取向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现实的人才是历史的主体。近代以降，人们坚信人权与科学、理性、文明是同构的，而且大多奉西方人权为圭臬，倾向于以西方人权为福音，热衷于将西方人权福音注入非西方社会与文化，以期达成文化开新、实现现代转型。有国际法背景的人权学者意图从西方人权或国际人权走向中国人权，一直致力于推动人权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领域的主流化，但往往会因为不符合中国实际逻辑而被孤立、被边缘化。

生活世界是人权的根源所在，规范世界是人权的意义限定。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等原则更加凸显。

当代中国人权的伦理公式是由个人对他者的责任推导个人权利，而非西方的由个人权利推导个人对他者的责任。[58]康德法则逻辑看似是完美的，但理性人假设并不等同于真实的人。

[7]参见齐延平：《中国制度传统的知识与生活基础》，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6期，第117页。该部宪法是建立于社会主义思想和原则之上的。当前中国的人权理论研究主要有三大学术板块构成：一是哲学界基于文化传统对人权本源问题的探索，二是法学界主导的人权规范与制度研究，三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法学界开展的国际人权问题研究。[16]参见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第92页。[44]将人民之自由与权利来源限定于国家和法律之内，就进一步远离了西方人权先于国家、先于法律之逻辑。在共在之前，每个人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唯有存在于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之中，才生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所以个体原则的绝对性和优先性应为关系原则的绝对性和优先性所取代。

[62]那么，今天中国人权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颠倒了的人权-人关系重新颠倒为人-人权关系。（一）人权规范上的客观/主观二元体系西方近代史在文化意义上的开启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主流化为标志，在制度与规范意义上的开启以个体人权宪法保障为标志，个体人权是西方近现代史的缔造者。

如果否定这一历史叙事中人的历史文化和实践现实性，也就等于取消了人的具象，等于是对立体的人进行了平面化处理，即非人化处理，基于其上的人权理论在历史转折时期具有反思与批判功能，但在经济与社会常态化发展时期不可能具有建设性价值。[18]在世俗世界中，西方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就受控于由双城论引伸而出或者是假托双城论而获得正当性的教权与王权、教会与国家二元对立机制。

而中国近现代面向全体救亡救贫、救国救民以及现代民主国家创建特定历史任务，更是在彻底否决个体本位思潮的同时，又进一步自我强化了群本位意识。不同生活世界中的人在古代有不同的义务观，在近代以后则有不同的权利观。

人权根源于生活世界中的人，中国人权应该从西方性回归中国性，从人的抽象回归人的具象。梁漱溟先生曾言：在中国没有个人观念。文化学家泰勒给出了文化的经典定义，他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马克思对线性进步史观和抽象理性人概念进行了彻底批判。

理念创设的是意义世界，制度与规范是将理念与意义导入生活世界的基础设施。伴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人权思潮在中国思想界风起云涌，但是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中，并未出现人权之概念，自由与权利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人民。

[45]南京国民政府于1931年起草《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过程中爆发了民权与人权论争。[52]齐延平：《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价值面向与实践机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之学理阐释》，载《法学家》2022年第6期，第6页。

[19]自然权利理论开创者洛克在源远流长的自然法传统中发现自然权利：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全体面向人权积极促进以平等为原则，而个体面向人权司法保障则以自由为底色，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张力构成当代中国人权超越性价值构造。

在人权与国家、国家法律乃至国家元首之关系上，非常明确的是并非前者产生后者。[33]这一判断可以说是对近现代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意图基于人权救亡图存、创建现代国家梦碎之原因最为深刻的揭示。源自西方文化的线性进步史观认为在人的具体实践历史之上有一超历史的终极目标存在，也就是认为历史有它自身的行程和计划，它还从同质历史时间概念出发把历史进程视为是朝向终极目标的同质发展过程，任何个体、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不过是历史实现其自身目的的工具，都必须服从历史发展的同一规律，并且最终会归一为无差别的同质存在。去霸权思维是人权回归生活世界的前提。

[61]参见齐延平：《数智化社会的法律调控》，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第80-82页。[33]徐显明：《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一种人权史的解释》，载《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4期，第45页。

这一逻辑从该约法构造上的国家-人民-大总统（立法、执法、司法等权力机构产生实由大总统掌控）主轴上也可见一斑，即有国家才有人民、人民选举元首、元首掌控公权力。[50][英]约瑟夫.拉兹：《人权无需根基》，岳林译，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第369页。

取代中国传统私性血缘-家族人之形象的不是西方先验的、原子化的、独白式的平面人形象，而是现代的、公性与私性并在的、基于关系/他者/责任化的共在人形象。其三，中国人是主张责任在先而非权利、权益在先的。